伯伦希尔舰桥

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经验，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20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

获救的小学生告诉警察：
“他们太穷了。”

 

 

 

再见，伊力哈木（下） 

 

　　六

　　“维吾尔在线”被伊力哈木当作自己的儿子。
　　“维吾尔在线”的办站宗旨是“认识维吾尔历史，弘扬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推动对外开放，促进维吾尔自治区发展”。不过，伊力哈木对我介绍，除了拾遗补缺，为维吾尔人搭建一个汉语门户网站外，使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有个了解、交流的平台，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通过网上文字交流，可让那些无从全面了解维吾尔人的汉族人，能有了面对面的机会。
　　每次我们见面，他必谈到“维吾尔在线”，每谈到这个网站，他一定要在“我们维吾尔在线”几个字上加重语气，其热情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于此，论坛更是花费他极大时间，只要有时间，几乎每个帖子、每次争吵他都要认真点开看。他几乎熟悉每个ID的观点和最近说了什么。
　　我在“维吾尔在线”注册发过几篇文章后，他再和我聊天，完全把我当成和他一样整天泡在这个论坛上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某个ID某个争论。其实我并不经常造访，我登录论坛，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仔细看那些与新疆问题有关的长篇论文或资料上，因为在我看，大部分争论文章几乎不含任何营养，它只陈列和展示双方的偏见和狭隘。可是，当你面对那个热烈与你交流对他儿子看法的父亲，我只好对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频频点头。
　　他真是爱这个儿子，甚至他在说某某某ID一定是“五毛党”时，都兴奋得满面红光，在他看，多个“五毛党”入驻，说明真是有影响力了。
　　我曾经是个优秀的论坛版主，用超凡的精力和热诚很短时间内让自己掌管的论坛兴旺起来。但那是在8、9年前，到了今天，我不但平时各种乱七八糟的爱好和活动多，经常要去访问的网站也多得顾不过来。
　　在我的文章屡屡被伊力哈木从我的博客转载到在线的论坛后，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羞愧，终于下了狠心，答应做个认认真真的版主。惭愧的是，我自律性如此之差，我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在经历一次网站关闭后，等到再恢复，我只是偶尔点个卯。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找解释理由，因为网站关闭太频繁，所以上“维吾尔在线”很难成为一种固定习惯，尤其是今年最后一次关闭，持续之长，到它在海外设置服务器再度运行后，我一次也没有访问过，只在7月5日深夜，通过代理服务器艰难地爬了上去。
　　如果从增进维吾尔族和汉族的互相理解这个任务看，我觉得维吾尔在线的社区的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甚至我没有看出论坛上活动频繁的ID们，在互相理解上有什么明显改观。这个论坛社区上，内地汉族的ID约占一半，甚至更多，在我看，汉族ID上来确实是为好奇所驱动，但表现却像压根就没有去理解和倾听维吾尔人声音的打算，因为他们要忙着与民族情绪做坚决斗争。很多时候，论坛看上去就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被零零碎碎搬了上来。而维吾尔族的ID，你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人身上有着浓重的《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的痕迹——《环球时报》上“西方”与“中国”被置换成“汉族人”与“维吾尔人”。同一个系统教育出的两个民族，在此相遇往往会以互相扣帽子而告终。
　　伊力哈木非常期待的有大量维吾尔族人参与的情形，更在现实面前严重碰壁。在新疆坐办公室的人，看到“维吾尔在线”论坛上火爆的话题和争论，多半先会被那些标题吓住，所以，“维吾尔在线”社区，游客远多于注册的人，注册的人中，真正活跃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你别看他们不发言，他们只是怕丢了饭碗和乌纱帽而已，我们新疆很多人其实都在看我们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很有成就感。
　　伊力哈木也许是对的。以我的长期泡论坛经历，观念一开始就有巨大分歧的人，一旦争执，从来不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观点，双方争的不是事实如何、逻辑如何，而是谁胜谁负。即使一方当场将另一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输掉的一方只会选择机会再来。然而，争论过程中，双方已经悄悄完成了部分事实和立场的交换，即便一个ID与另一个ID从此结仇，他也会无意中受到对方的影响。交流的真正作用显现，是在争论双方离开争夺胜负的现场，回过头与自己的“同志”碰撞之时，这时，他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从对手那里悄然接受的东西传播出去。公开的争吵最终一定会在参与者中形成某种普遍的共识，而隔离争吵，则永远没有共识。
　　“维吾尔在线”头两次被关时，伊力哈木难受得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能从电话这头听出他想从胸膛里扯出什么来。我开始担心他这种情绪极容易受刺激的性格，在这种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个非常固执很难做出妥协的人。直到有一次，他终于学会语重心长地教育下令网站立即关闭的小办事人员：“维吾尔在线”是手续合法的正规网站，得到自治区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是展示我们国家开放和民族政策一扇窗口，你把它关了，正好给西方敌对势力以口实，你意识到了它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么？这样的责任，谁都负不起啊。
　　当伊力哈木开始习惯自己的宝贝儿子一次次要求“被自杀”时，他这套将“维吾尔在线”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形象的说法已完全失去作用。
　　使他情绪急剧低落甚至气急败坏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网站被关闭，一个是被请去连续喝好多天茶。他状如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原地转着圈圈，满嘴“王八蛋”地痛骂小小的办事员、小小的官僚竟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就要打开网站，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还怕他们抓起我去坐牢么？”
　　伊力哈木是个总能顽强地乐观起来的人。上次，他可能和我整整唠叨了两个小时对网站被关闭的愤怒，下次去，他会像在井冈山茨坪的毛泽东一样向你描述起他想创办一个搭建中国与中亚贸易平台网站的宏大的愿景。他可以募集到多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有多大的辐射影响力，地方可以选在哪里，办公楼会怎么样，又多少各个民族的青年精英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似乎明天就可实现。
　　他突然会冒出一连窜金光闪闪的创意，比如哪些汉语世界的网络工具，可以被翻译后，在完全空白的中亚国家拥有广阔市场，他放佛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地图，他随时起身不断在上面插上旗帜。——怎么样？我这个主意不错吧，我们维吾尔在线可以做得事情多得狠！

　　七

　　我宁愿天天听伊力哈木在我耳边赞美维吾尔人，也不愿多听一次他对自己民族的批判。
　　我记得只有两次伊力哈木紧攒拳头谈起他的“维吾尔人需要大死大生、大灾大难”，此前，我已在“维吾尔在线”看过他那篇写得零零碎碎不成文章的文章。
　　夜深人静时分，听他民族反思，我看到屈原、陈天华、王国维、茨威格们不死的灵魂在我们俩的身边舞蹈。他面孔扭曲，咬牙切齿、呼吸急促、双眼喷火、浑身发抖。他像温柔地撕裂自己的皮肤般细数着这个痛恨着的深爱着的民族，这个堕落的民族、这个犯罪的民族、这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被绝望淹没的民族、这个被仇恨诅咒的民族、这个被艾滋病浸透了血液的民族、这个应当为自己羞愧而死的民族、这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个只有死过一次才能活过来的民族……
　　在网上，他经常也会为给内地汉人造成强烈恶感的维吾尔人的小偷、吸毒、敲诈问题解释辩护几句，当我谈到人们认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享受了太多优惠政策时，他会激动地说起很多民族政策的扭曲事实与真相，但他谈到维吾尔族社会异常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困境时，他会一点一点细数维吾尔族精神上的堕落和麻木，数到每根骨节都喀嚓做响。他痛恨那些不但把自己变成犯罪分子，还把孩子们也变成犯罪分子的“口里齐”（“口里”意为内地，“齐”在维吾尔语中有“者”或从事某职业的意思），痛恨那些绝望中拥抱极端主义宗教的人，痛恨那些幻想着独立后只要把新疆的石油卖给西方人就可像科威特人一样只管享受的人、他痛恨那些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要钱要权工具的官僚、痛恨那些对自己民族的痛苦麻木不仁却只盯着自己饭碗里二两肉的知识分子——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下由一个纯朴乐观善良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堕落、绝望的民族？
　　伊力哈木对某些民族政策恨得咬牙：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他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现在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掉到水里快淹死了，喊救命，警察路过不会管，他喊一句反动口号，警察立即会跳到水里把他抓起来。那些维吾尔的特权阶层，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自己向汉族人索取特殊权力利益的人质，那些汉族特权阶层，也只管把我们整个民族当成要挟中央的工具。我公开的时候，当然要骂中国民族政策王八蛋的地方，但对你自己的民族，你不能让大家把一切都怪在汉族人身上，去从别人那里找借口，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找到了借口，这个民族就是个最不幸的必然要灭亡的民族。我要是共产党，我给你独立，我要看着你堕落灭亡的笑话。自强者，天助之，不是吗？
　　你上次也给我讲，浙江人怎么起来的，台湾人怎么起来的，不就是靠传统的标会聚集原始资本吗？我也给你讲过我们维吾尔族也有个和标会一样的互助集资的工具，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个分羊的仪式，由发标的人分羊。但是你看温州人起来，生意做到新疆来了，我们维吾尔人在干什么？历史上，我们维吾尔人在做大金融大买卖的时候，温州人算什么呢？过去汉族人什么时候生意有我们维吾尔人做得远？但你看看我们的有钱人，汉族好的没学到，坏的全学到了，有钱了不关心教育不关心未来，去行贿去吸毒，我们是身体上在吸毒，精神上也在吸毒……
　　我很恐惧这样的时刻，当他细数着自己可怜可恨可悲的民族时，对我这样一个默默的听者，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我被一种巨大的悲怆的力量紧紧地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按照我们爱国青年的惯常标准，伊力哈木是个不折不扣的“维奸”。曾有一位网友让我辨析一个叫“罕见”的人的言论，并问我如何看待此人起名“罕见”，我回答道：“起汉奸（罕见）这样的名字，显然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今天被骂成‘汉奸’的人，内心是真正痛彻地爱着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而这个民族之苦难，多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最后，‘汉奸’是种智力和精神上高贵的尊号。”
　　伊力哈木不是个好穆斯林，烟不离手，因为身体不好，酒比以前喝得少多了。关于宗教，伊力哈木知道维吾尔族被汉族人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穆斯林的普遍偏见。虽然他知道我并非那种对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心存偏见的人，伊力哈木还是喜欢对我一遍遍反复强调。维吾尔族是突厥人，不是阿拉伯人，整个突厥语世界都很世俗化，没有哪个突厥民族国家是被宗教极端主义左右的，中亚有些突厥民族甚至也吃猪肉。
　　伊力哈木说起过网上流传关于巴勒斯坦人和疆独的互相勾兑的文章，意为中国政府一直在饲养白眼狼。他说这肯定是个无知的愤青造谣帖，想当然地以为维吾尔人会和阿拉伯人有什么亲缘关系，维吾尔人当然也会同情巴勒斯坦人，里边除了宗教情感外，更有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在他熟悉的维吾尔人里，虽然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显然普遍更喜欢犹太人。
　　我很怕与他说起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因为它比起汉族人的“西化”要纠结复杂得多。一个愿意用最大的诚恳和理性去辨析的人，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因为维吾尔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纠结，不可避免地要与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维吾尔人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民族走向现代工商业民族，汉族人肯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肯定也起到了刺激性的反弹作用。
　　一个肯定和希望汉族人能继续起到积极正面作用的维吾尔人，同时又看到了在汉族人普遍的观念中，维吾尔族只是一个“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的、可供旅游参观的、日益将生活在橱窗中的民族，其内心的苦痛挣扎可想而知。
　　在看待维吾尔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问题上，伊力哈木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似乎没有力气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只是偶尔谈过，宗教如果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只起到一个民族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源头的作用，那就很好。至于民族文化，他觉得他以往在这个方面发言很少，他要好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今天的维吾尔人不可能因为十二木卡姆、因为突厥语大辞典、因为福乐智慧受人尊敬。犹太人就不是因为《圣经》、《塔木得》受人尊敬的，如果犹太人只有前人的创造，犹太人和维吾尔一样不为人所关心。
　　“唉，我要是可以分出几个哈木来，肯定会写出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根本考虑不过来。”
　　伊力哈木推荐我认识了一位“我们维吾尔人的拉什迪”，他希望我能好好宣传一下他这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胞。“拉什迪”能写非常优美的汉语诗歌和散文，但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维吾尔语的。我很惭愧，维吾尔人在汉族人心目当中，普遍只是与“小偷”、“好打架”、“恐怖分子”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甚至连这些汉族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都无法公开谈起，他的“安拉已死”又会有何人关心？
　　“拉什迪”抱怨，从沙特过来的宣扬“瓦哈比”宗教极端主义的东西可以公开出版没人管，而他的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批判的东西，却不能公开发行。这是我完全无法探知的一个世界，我没有语言，只能默默听他。这种被两种极端力量层层压抑覆盖的夹缝中努力用笔挖出一点点可以呼吸的洞穴的人，我无法公开对其表达敬意。
　　我觉得，有沉默寡言的“拉什迪”在场，伊力哈木的精神压力和负痛会轻很多，至少他会自觉地为自己悄悄地卸下一些东西。他经常会完全不顾“拉什迪”的腼腆和紧张，罗尽世上最华丽的语言，向我拼命赞美就坐在他身边的民族的骄傲。
　　其实，“拉什迪”们非常担心人们谈起他。汉族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中的怕。

　　八

　　在维吾尔在线，曾有一位远比我投入更多精力管理论坛的汉族人，他是我的同行。他只是看到过伊力哈木的文章就被伊力哈木俘获了。
　　我很多次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我要时刻警惕伊力哈木，我不能被他蛊惑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方向。他是个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个路过被他的引力俘获的小行星，我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地绕着他转，绝不可一时冲动被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很多次，我会突然打断他的话，告诉他，现在我在提醒自己，你是个拥有邪教教主魅力的家伙，我不能被你给施了法术。好了，你可以继续说了。
　　这种时候，伊力哈木会盯着我笑起来。
　　“唉，你帮过我们很多忙，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其实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很少，我不想麻烦你的，但你还是可以帮我们多说说话，多宣传宣传我们的网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伊力哈木。他要教书、他要办网站、要救助维吾尔流浪儿、要赞助支持一些维吾尔孩子求学、要支持维吾尔人维权，他还生意要做，甚至他还在股民论坛上写文章——“你不知道吧，我在那个论坛，很多人崇拜我的”。
　　伊力哈木曾离异，前妻留给他一个女儿，这个在北京读书的漂亮的小女孩儿我只见过一次（伊力哈木给她起名“维吾尔利亚”，让这个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孩子永远不忘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这个名字曾引来质疑和责难，伊力哈木说，我当时就是要给她起这个名字。说起此事时，正值户籍档案电子化、各地纷纷出台起名规范化的草案。伊力哈木介绍，为使维吾尔名字与汉语译音规范化及电子录入方便，地方出台了一个维吾尔标准名字的东西，维吾尔人起名，只能从那几百个里边选，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想给自己孩子起个表中没有的、有新意的名字，理所当然会被拒绝。你们汉族人以前可以叫“卫华”，现在可以叫“嘉豪”，维吾尔就永远只能叫“买买提”？）。这个精力旺盛容易亢奋的人，有段时间身边只有那个追随他的学生和他妹妹照顾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的单身生活不但节律无度易损健康，而且情绪也非常容易剧烈起伏走极端。我曾经还试图介绍一位很优秀的维吾尔族女性给伊力哈木认识，可惜对方对伊力哈木毫无兴趣。
　　我知道伊力哈木有时眼睛望着我时，想说什么，不过，他总是欲言又止。一个人他知道自己具有某种力量，但却克制不用，本身也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伊力哈木说，北京有藏学会，什么时候有过维吾尔学会？到处有人在关心西藏问题，没有谁在关心维吾尔问题。藏族人有王力雄，王力雄有唯色。我们啥都没有。藏族人的生存处境比我们好得多，国家每年对西藏是倒贴，而新疆是倒过来的。但人们同情藏族人，歧视维吾尔人，汉族的官员老板整天围着各种活佛打转转，我们呢，汉族人碰到的不是卖羊肉窜的，开饭馆的，就偷钱包的、吸毒的。你知道刘志霄（《维吾尔通史》汉语、维吾尔语版的作者）吧，他做报告的时候，他的维吾尔语里借用汉语的词汇比我们还少，他死的时候，我们维吾尔人排着队为他送葬。当然，我们维吾尔人自己也不争气，我们缺少能用汉语写文章的人，我们学社科专业的人少，我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我们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可我们维吾尔人没有像你这样能写的，藏族人不但有王力雄，他们自己也能写，他们的声音能进入汉族主流社会，我们没有。
　　“嗯～，你要帮帮我，帮我培养出几个像你一样能写的维吾尔人。”我当然愿意，但我能做的，只是如果有维吾尔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可以业余时间多交流，但我很难想象我介绍一个维吾尔族学生到市场化媒体时，会碰到怎样古怪的表情。
　　伊力哈木迅速地在自己培养自己，他让我每天把我订阅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邮件转发给他，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并转载，偶尔，他也动笔写。“有一天，我们维吾尔在线也要像《南方都市报》一样，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不但要批评他们，还要拿出建议给他们。”
　　许多维吾尔在线的朋友经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们也提醒他，——随着维吾尔在线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他的话语权随之被放大。同样的话以前说和现在说，效果已经完全不同，很多人劝告他，说话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样口无遮拦。这种劝告对伊力哈木似乎是无效的，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不分场合地攻击地方领导。
　　伊力哈木并不总能做到他极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来时，有时会倾向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帮观者，我并不认为那种逻辑经得起仔细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国人在试图证明自己凭空的动机猜测有道理时，都会举珍珠港的例子一样。有时候，我知道去反驳珍珠港的例子并不成立（航母是海军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袭击成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共识，当时罗斯福等认为海军最重要的武器是战列舰而非航母，罗斯福知道偷袭阴谋把航母调出让日本人扑空的说法显然不合理），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倾向，与逻辑能力与见识无关。
　　事实叙述的真实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经验的、可传播的观念和事实，需要抽离具体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对维吾尔人、对藏族人、对汉族人（相对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身处其中并被强烈煎熬，却能做到这一点，就实在有点非人类了。
　　邱晓刚曾这样总结：“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奥运之后，伊力哈木情绪败坏的时候明显增多，当然，也因为他被带去喝茶有关。那段时间，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励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绝的维吾尔人去打官司。——在他看来，北京与新疆相比，就像美国与中国相比。他常说，北京的国安也好国保也好警察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养，知道文明执法，尊重程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说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没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评政府，我现在经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奥运期间煽动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视的，无疑是非常犯忌的行为。
　　有一次我到他家时，他才刚刚结束喝茶，情绪极为低落，他说我已经做好交代家产该分给谁该怎么管的准备，我想我是不是该去坐牢了，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我都说你们还不如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唉，我的这个脑子已经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算解脱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的说，如果现在有人说要去炸汽车，我会说我不拦你们，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会有人在乎你们，唉，我不怕监听，我就要说给他们知道。听到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后，一位朋友说，他心里很难受，因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说，我们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泪你们才肯关心我们？他无法承受这份沉重，把他删除了。
　　在这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一种同情和理解，当一个人、一个群体无法知晓另外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处境和感受时，同情甚至都是浅薄的，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自己良心免于不安的反应。
　　今天，我曾试图回忆与他最近相见的细节，寻找到他会因情绪日渐失常观念变化的迹象，没有。虽然，他年轻的妻子和2岁的儿子突然被从阿图什接来，让我想起也许他是在做最坏的准备。但我记得最后一两次见面时，他曾兴致勃勃提出建议，等他再准备好一些资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执笔帮他系统整理记录他的观点，出一本书。“我要自己开印，既要让汉族人听到我们维吾尔人真实的声音，还也要影响那些脑子不好使的家伙，怎么样？我这个计划想了很久，这次咱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九

　　韶关出事时，我正在为别的事情焦头烂额，好几天后才上网看视频看报道。
　　我觉得，它无疑是中国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断积累下来必然要引发的悲剧。
　　在汉族人看来，维吾尔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为内地城市里，维吾尔族小偷极为猖獗，卖糕敲诈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胁，但警察几乎不管。在内地汉族聚集区发生这样的事情，维吾尔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国的民族政策，普通汉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显的优惠性和倾向性，但一般不认为它不恰当，但是对维吾尔族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是被政府纵容惯坏了。
　　在新疆本地与维吾尔人混居的汉族人那里，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我的同行Ｃ，是从爷爷那一代就开始住在二道桥的汉族人。他认为，维族人可怜，受政府欺负，但汉族人更可怜，受维族人和政府的双重欺负。在Ｃ的记忆里，他从小到打就一直被维吾尔同龄人欺负，在胡同里独自碰到一群维吾尔年轻人时，只能硬着头皮不看那一片敌视的目光，但往往还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于日常生活中，维吾尔小摊贩只针对汉族人的强买强卖则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乌鲁木齐抽调军警大规模打击“三种势力”。——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看到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我们。公共汽车、商场到处要开包检查，但只查维吾尔人不查我们，哪个老维敢顶嘴，上去就是一枪托，要不就直接丢车上去抓走，我当时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Ｃ说，他刚到北京时，甚至都有抓住一个维吾尔人痛打一顿的冲动。
　　中国是个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极为普遍的国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随时充斥着地域性的歧视，譬如春晚的各种小品类节目就不断地重复塑造一种身份和性格的偏见。不过，在社会封闭时代，它带来的问题并不严重，并且它本身就是封闭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在开放时代，它的伤害性和副作用就明显显露出来。汉族人之间尚且如此，加上疆独和反恐因素，则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可想而知。
　　由于事关民族问题不得报道讨论，只能依赖互联网上私底下的传播讨论，维吾尔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图独立的看法逐渐发酵升温，这种观点不但在《环球时报》培养的读者那里普遍存在，在自诩价值观向西方看齐的人那里也普遍存在。几年前，“杀光这些维吾尔畜生”的说法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但在中国，这类不和谐的声音一般会自动消失，但情绪却并不会消失甚至因此升温。
　　所以，韶关民族冲突事件中，视频中施暴者的残酷和狠毒并非毫无来自。传言中的强奸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的产物。尽管传言中，强奸—迅速破案－迅速释放，再强奸－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释放，还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来天内。放在任何时候，它都不符合我们起码的共同生活常识，但事发后，很多人依然坚信发生了连续的轮奸案——在一个维吾尔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两万人的大厂里。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野蛮人，而政府则是不可理喻的纵容维吾尔人的政府，至于事后政府的说法，因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话肯定与真相相反。所以，在韶关的工厂，参与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动员和任何事前组织，积蓄已久的愤怒可以一瞬间就爆发出来。
　　伊力哈木后来说，那不是斗殴，是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仇杀。它当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败的产物——民族仇恨驱动的一次民族冲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贴道：“牛博对维吾尔人遭受的惨剧失声了。”7月4日，一个跟贴这样警告：“如果涉及到汉回之争，那我的枪只能对准你了，不许动，动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当然，偏见不会对足够文明的人产生行为扭曲的作用。厦门的一位朋友说，前些天，厦门的城管砸了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瓜摊，市民们闻知后，纷纷跑到那个维吾尔族人那里去买瓜，7月5日之后，他担心那个维吾尔族人的摊子是否会被同一拨人砸掉，没有。呵，厦门这伟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对韶关事件出于其既有逻辑中的善意，故意隐去民族特征，将之尽量克制地描述为一次刑事案，这种善意能有多少人领情。而那个倒霉的朱某，如果官方报道属实，其实只是又一个“罗刚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会遭遇什么样的惩罚，处在他那样的位置，无意中触碰引发的一连窜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否会让他在日后依然认为，他或许不该写那个帖子，至于维吾尔族人，他的看法却一点没错？
　　施暴者炫耀功绩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视频内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贴者盛赞壮举的言论，对维吾尔人的刺激可以想象。
　　在平时，维吾尔人可以上网看到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讨伐和仇恨，但汉族人却看不到维吾尔人的声音。来自维吾尔人的这种情绪恐怕要更复杂更为强烈。我几次听过新疆的汉族朋友说，如果没有“维独”，我们没准会支持自己搞疆独，央企把新疆的资源全部抢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十大富豪里，一多半是从内地跑这里没几年就闪电发家的。
    新疆本地汉族痛恨的对象往往清晰而具体，维吾尔族人的痛恨则往往会迁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我在做维吾尔族流浪儿从事小偷问题调查时，也听到有反扒组织成员说，有次抓到小偷，对方理直气壮抢人，说，你们到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才偷了你多少东西，你能抢我怎么不能偷？这个逻辑把反扒组织完全听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几年回新疆时，惊讶地发现，周围很多汉族人开始同情维吾尔人，觉得维吾尔人可怜，政府什么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也没有。而在以前，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的攻击行为特别多的时候，周围没有人不恨维族人的。
　　——回到韶关事件。近几年，随着严打三种势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为好转，但在维吾尔族的部分群体中，生活发展空间却日渐逼仄。为缓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社会巨大的失业人口压力，于是有了政府组织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决策。据“维吾尔在线”斑竹海莱特介绍，一直盛赞资本主义、坚信经济终是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途径的伊力哈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赞美这项在他们看来是迟到的举措——任何一个农业民族变成工业民族，都必须经历远离家乡、抛弃土地走进工厂接受雇佣剥削的痛苦洗礼，不如此，无法从农村进入城市，也无法由传统走入现代。
　　不过，这个在内地是以自发力量驱动的人口流动，在新疆，是以强烈的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一个英明正确的政策，只要通过官僚系统的动员执行，它必然带有这个官僚系统各级组织成员执政水平的强烈印记，它甚至决定了一项政策最终效果。上层出思路，中层分任务，基层则粗手粗脚落实任务。如同内地许多地方搞计划生育一样，劳务输出在许多地方伴随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强制和惩罚性手段。一项本应该缓解民族问题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关事件视频里，那些操两湖口音的施暴者，并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为劳工的维吾尔族人是怎么来的。据一位此前曾报道过新疆劳务输出的同行介绍，劳务输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劳工很多是怕他们正爱恋着的古丽们到了内地会被人抢走才积极报名的。
　　韶关事件，检讨的不应当是当地企业——他们未必真需要千山万水从新疆组织来的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担当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担的促进民族关系的职责。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时，完全未考虑到社会和民族情绪，未考虑到其行政动员能力本身带来的巨大副面效应。7月5日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谈到韶关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汉族同行这样说：“你让天生经商的民族去种地，去打工，这和组织贩黑奴贩猪仔有什么差别，新疆的石油工业不允许维族染指，却假惺惺让人家去广东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这么干，非洲规定必须雇佣本地多少工人，就这样，苏丹反政府武装仍然不干，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才绑架中国工人。”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对各自在国家所处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并非只有今天的中国，当年苏联的情形与今天的中国几乎完全一样。但专制国家并非总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对我说，毛泽东的时代，新疆的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他纵有千般不喜欢，也因为这点会怀念那个时代，会感谢毛。立在喀什噶尔清真寺对面的毛泽东像，据说是因为当地人阻拦才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认为毛的时代民族关系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几乎是各民族的共识。然而，解释却千差万别，最愚昧疯狂的，莫过于认为那个时代的民族关系是靠王震的枪杆子出政权的结果。
　　在我个人看，无论你认为中国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汉族是一个多么缺乏与异族拥有共同生活经验的民族，尤其是与文化、种族有迥然差别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大幅提高了汉族人的政治文明水平，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进步。甚至它在一段时间里，可以因民族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有足够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此前，乌鲁木齐的名字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长期执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时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用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手段，即国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控制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以超民族面貌出现，它只要在社会资源的调控和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上，采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数民族倾斜的政策，就必然会赢得各个民族的基本认同。但这种社会组织却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运行的社会，它必然无法维系。
　　改革开放后，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倾斜的力度和具体范围，但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显然已远非国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的调整范畴应适用于一切领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机关以及文教卫和国有企业，但问题是在这个国家，有些法律是永远只写在纸面上的。而不在其调整范围的地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必然逻辑下，只要是市场机会认为雇佣汉人就更便捷，便会无情地排斥少数民族。如果加上当地国家机器的加速腐败，资本对权力的腐蚀，央企对地方的掠夺。纵然真有对少数民族的千般照顾，维吾尔族人的日益被边缘化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便是无法阻挡的自然趋势。
　　7月6日凌晨，我和Ｃ两人守在线上，一边互相报知对方最新信息，一边讨论新疆民族问题的症结和由来。Ｃ的家在乌鲁木齐领饭巷和新华南路一带的维族聚集区，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着维汉两个民族的居民楼，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闹声中坐卧不宁。Ｃ说，无论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让父母亲搬离那里，今夜之后，两个民族肯定会埋下新的仇恨的种子，那里绝对不能再住了。
　　同时在线的，还有一年前我在乌鲁木齐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语成谶，《乌鲁木齐篇：找个肩头痛哭一晚》。我特别难过，像我们去年奥运会前的那次二道桥大酒，会不会成为绝唱？”
　　7月7日，更大规模的骚乱。在紧张焦虑和难以言传的伤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记了写杨增新这个人。我用心寻找这个人的资料，是因为几年前在一个论坛潜水时，看到一个向上级政府反应地方民族政策问题的公开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现了当年“杨增新将军”如何如何的字样。这个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后还被人记起，这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在包尔汗、广厚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云南蒙自人平静、诚恳的怀念和追忆之情颇能动人。我曾和伊力哈木争论过这个人，伊力哈木认为他是个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国旧文化训练出来的杰出统人物，只有曾国藩堪与之相比。我一直想为之写个长篇，告诉迷信枪杆子的愤青，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对外争取平等上，有一种力量、智慧和艺术，是他们完全不懂的。
　　7月8日凌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与伊力哈木深谈时，就有强烈为他写传记的冲动，一半是对这个人的传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为他身上的东西所打动。
　　我做事从来喜欢拖拉，但我在内心答应自己的这篇关于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却是由于某种隐约的怕，就像我始终不愿靠他太近的缘故。从伊力哈木给我电话开始，我枯坐一夜，很多东西想写，让我坐立难安，却敲不出几行文字。连续不眠，终才写出半篇，却为发布与否犹犹豫豫，我征求意见，只为获得鼓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所有的人都建议不发时，我发现，专政的恐惧在于人内心中自身的恐惧，恐惧是会互相传染的，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当我回拨伊力哈木的电话，总是提示已转移至人工呼叫时，我发给他一条短信，希望他还能看到：“你一定要坚持住，好好活着。”
　　再见，伊力哈木！

（不带有任何倾向性地进行转载）

再见，伊力哈木

　　7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一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二

　　这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和台”（Khitay，音“赫岱”）。 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三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
　　我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犯。

　　四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军队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但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五

　　伊力哈木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公民如何开会：罗伯特议事规则

翟明磊

               从此，公民们虽仍高谈阔论，言辞锋利，但和和气气，不再吵架。
                                                                                  ——笔者

 

     (图片说明:美国议会早期的打斗场面,在确定议事规则后,慢慢解决)

   一百年前有个好小伙子,名叫享利.马丁.罗伯特,二十五岁,中国人叫愣头青。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南北战争期间奉命主持一个地方教会的会议。结果呢——搞砸了。人们争个不亦乐乎，什么结论都没有。总之一塌糊涂。这个会开了比不开还要糟糕。这个小伙子呢，有点一根筋。说我要研究一下，弄个规则，否则我就再也不开会了。他研究上下几千年的开会讨论，有一个结论：人大概是特别爱争论的一个动物，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分歧一旦出现。很难在短时间内靠语言交流说服对方。否则吵个几天几夜都不会有结果。而且越吵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是个笨蛋。所以双方找到共同点达成一个结论一定要有一个机制。他把这个研究当作一个战争一样。把人的争论本性当作敌人。最后这个小伙子打赢了。

打赢的结果是1876年罗伯特议事规则。他自费出版买了一千本到处送人。1915愣头青罗伯特成了将军，他修订了这规则。一开始人家不重视，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的小家伙行吗。唉，没想到，真行，他们一实行这个规则，吵架没了，会开下去了。墨水瓶，板凳也不乱飞了。结果罗伯特议事规则成了世界上最通行的议事规则。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罗除了一根筋，智商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不过是吸收了议会与西方各种会议规则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他深刻地分析了人性的本质，认为人同时有“追求自由”与“追逐利益”的天性。攻破了人性中或明或暗的一系列堡垒，所以他赢了。

赢还有一个原因：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制定的重要特点是实用,从实际中出发,最早的规则,其实是罗自己摸索出来的四五条他抄在一张纸上放在钱包里,开会随身带着，发现按这几条做会能开下去。此后他与妻子积极参加民间组织，又根据实际情况扩充。最后才慢慢写成书。罗和其它议事规则作者想法不同的地方是罗认为：每个社团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规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应当使用相同的议事规则。从这种实际的需求出发，工程兵将军罗伯特才成功了。

但是这个规则在一百年中最终获得人们认可一致赞许最根本的原因则隐藏在他规则本身,下面我会慢慢谈到。

花开二朵，各表一枝。话说一百三十二年后，2008年中国一个农村合作社，开会也发生了问题。这不我的好朋友杨云标，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的创办人，痛感农村开会的问题，就请来罗伯特议事规则。我们来看看农村人民吃西餐对不对味门，这是我采访他的感受。人家罗伯特小伙子也是开会开砸了,下个狠心研究出个方法,为什么中国人开会经常开砸就不能研究出个东西来呢,同样是人嘛。

        杨云标说他们农村开会啊，经常有三个问题。
         一，跑题：就是你说李连杰，我扯到成龙，你说猪八戒，我扯到温家宝。跑得没个边了。而且老人家特别爱摆掌故，一开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这一讲，就讲到中饭了。
        二，一言堂：这一个一言堂呢，是领导者爱讲话，谁是领导就哗哗哗说个没完，一讲就全他讲了。第二个呢，农村有一些特别爱讲话的。也有从来不讲话的。其实别说农村了，咱们伟大的党代会，人大会不都这鸟样。
        三，野蛮争论：一讨论问题，就说明磊你上次多报了五元钱，你不是好孩子，怀疑别人的品德。一百句话中抓住人家一个词不放。甚至打起来。会议就没法子开了。
     例如，我读一下法制日报：“一位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曾心有余悸地说：“主持村民代表会议实在是难。你在上面开会，村民在下面骂你，吵吵闹闹，甚至摔椅子、砸板凳，实在不成样子。”
　　这位靠“海选”起家、在其第一届任期内连续召开了六次村民代表会议。但他现在早就不开会了，没这热情了。“我有我的办法，让他们直接打勾签字，通过书面方式表决”。”

        话扯远一点，这些问题又何止在农村呢。
        复兴学校的问题,我采访很多次，最大的问题是志愿者老师开会不佳，学生说很伤心,老远就听到老师们开会在吵架。
        中国的议会不也这样吗。从黎元洪时代就开始了。到现在台湾议会还是这样。我不妨再读一下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写的武夫当国一书“当年1922年10月11日黎元洪参加参众两院常务会议，他在台上讲，议员就大叫“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致颂词。”“吴景濂（议长）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要负连带责任。”还推推拉拉不让总理王宠惠就坐，说他是“私生子内阁。”和现在的台湾议会象不象？
     第一个问题是效率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民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文明的问题。
     这些老问题，罗伯特议事规则管用吗，老农民说，你管用，我们就服，你不管用，去你娘的。杨云标说农民就这样，你有用，他才正眼瞧你，人家最实在了。
      管用吗，管用。
     杨云标说我们就要求把议事规则浓缩到农民能掌握的十条，多了人家记不住。（这让我想起罗伯特最早在钱包里的四五条，这是有趣的还原。）要让老百姓接受，我们就演小品，演咱们平时开会的问题。比如说野蛮争论的问题，我们就演争论争论着，一个人就说你们姓张的就是这样……结果姓张的全站起来了“我们姓张的怎么啦！”吵个没完。会议就失败了。
       那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先谈野蛮争论的问题。
        罗伯特规则首先主持人中立，辩论双方面向主持人，避免双方直接争论。也就是说双方是向主持人陈述，而不是互相质疑。还有一定要举手起立发言，通过举手，起立，让发言人无形中遵守规则，通过这些动作，也可以先稳定情绪。
       每个人的发言次数有规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主持人而且掌握均衡原则，一方发言后，肯定让另一方发言。
       原则上，现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我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办呢？我首先必须想到的，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我的发言时间？什么时候？第二，当我表达我的意见时，我是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是向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说话。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直接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只能向主持的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发言的时候不能拖堂延时，不能强行要求发言，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插嘴，因为这都是规则所禁止的。这样的技术细节，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事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低下。   
        还有就是不可对别人进行人格上的道德评判，对事不对人，这个好理解，但罗伯特规则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如绝不可指责对方说假话，即使他真的说了假话。更不可指责对方是骗子，想行骗。这个中国人不大容易理解，他确是说假话或骗人，我为什么不能指出呢，这是正义啊。 
        翻译者袁天鹏说：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有一条，是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个规则背后有比较深刻的哲学理念。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的动机本身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大跑题：
         跑题，有很多原因，一个是中国人爱摆龙门阵，大老爷们也跟娘们似的。二是面子问题。三是讨论的题目太大，比如你说民主好不好，这种题目一谈就上下五千年。下面我具体谈。         
          罗伯特议事规则，还有一个要求辩论的人，要先表明立场，再说理由。一开始，杨云标不理解，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发现有道理，因为中国人总是怕得罪人，一说话总是先扯远，先谈理由，最后再说我支持谁的观点。有的往往这样开头，我先讲个故事。绕来绕去，把话说得妥妥贴贴。这样效率很低。先说自己论点，可以提高效率不跑题。        
     中国人经常发牢骚，很多会议变成痛诉会，甚至有些颇有学识的人在一起开会时，也会把会议开成“高级牢骚会”、“漫谈会”，罗伯特议事规则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袁：有很多办法，但不是简单的几条规则，而是一整套方法。罗伯特议事规则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制定规则：一是“针对性”，就是议题必须是具体明确的，例如不能是“如何完善个税制度”，而必须是“应该把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000元”。我们不能谈大的民主的问题，而要谈细的，比如“2010年中国深圳能否普选市长”。各专家在会前就要提交这样的明确观点，由主持人分发给大家，会上大家就可以针对这些观点进行有的放矢的辩论。二是“建设性”，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每个议题有一个表决结果，代表会议的一个多数意见；三是“深入性”，就是通过“修改”机制，让大家真正深入和务实地讨论问题。　

         奇怪的表决：
       杨云标说： 还有在我们农村，开会表决是个大问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了提议，大部分不反对，也不支持，因为面子问题，怕得罪人，所以弃权多，这在农村非常普遍。
        还有一种，就是有人先发言，三个支持，会议表决就一边倒，顺大溜。能坚持个人意见的少。
        罗伯特议事规则有巧妙的设计。
        首先通过一个普通的决议，要求参加表决的人数一半通过即行。那么比如一个提议有二十人开会，一个人提出（另一个人附议）。如果十八人弃权。那么也能通过。这样一来，与会者就知道了，弃权对自己不利，弃权越多，自己不喜欢的提议被通过可能性越大，所以一定要鲜明表示出赞同或反对的态度。沉默反正是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就用轮换平衡发言权，非常非常重要，免得有一面倒的情绪。因为如果有三个人发言，老张说一个观点。老王说我支持！老刘说我也支持！这时就容易一面倒。这是因为在农村，人们爱顺大溜。俗话说有群胆，无孤胆。国家也是这样。
       一般一个人对同一问题发言不能超过二次，一般不超过十分钟。而且正方发完言一定接下来是反方发言。

        罗伯特规则之平衡原则：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人，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人，从而最终做到保护所有这些人组成的整体的权利。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平衡的不懈追求，才换来了议事规则今天的发展。

       一言堂
      中国人无论农村还是城里人,最大问题是一言堂,好象谁是个官,谁是个长,大家要听他的,你说话说多了,如果不是拍马屁的话,就是对他的挑战,一个单位是这样,我举了一个外滩画报的例子.那一会，俺还在新闻界混，他们请我当评论部主任，我去了开了个会就不干了，为什么那个女主编开会一个人讲二个小时。没人说话。我说我不干了，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主编特象我妈，唠叨，我已有一个妈，不能有第二个妈了。
      大的说七千人大会提意见,老毛就受不了.因为不是一言堂了。
      罗伯特议事规则则确定凡是决议一定要辩论通过，没有辩论或辩论没完是不可以表决的。当然通过对每人发言次数限定，可以充分保证让所有人能把话说完又不会说个没完。这就是高明之处。

       罗伯特规则之 对领袖权力的制约原则：集体的全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领袖，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领袖，但是同时，集体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使自己仍旧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事务，避免领袖的权力过大，避免领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集体的头上。
      同时一旦发现违反规则，程序，任何成员都可不用经主席同意，立即站起声称：“我要提出秩序问题。”或直接说“秩序问题”。然后主席会请他表述，一旦主席裁定“秩序问题成立”，就要改正遵守。这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起来维护秩序，秩序与程序是首要问题。程序也当然大于权力。
      袁天鹏：我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还分不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核心原则就是保护每个人在会议上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特别强调必须经过“辩论协商”这个环节，这个过程，是利益相关各方表达自己诉求、了解其他人的诉求，然后共同创造多赢解决方案的过程，这是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的过程。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这样的制度保障。

                规则可灵活,原则是精华
为什么开会需要有规则，罗伯特认为“民主的最大教训，是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者一方有机会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决定来承认，积极参与实施，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
　意见分歧的程度正相关。团体规模越大，意见越是分歧，会议就越需要遵循正式的规则。
　所有的成员都必需遵守议事规则，在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主体，既要努力运用好各自的发言权、知情权和投票权，设法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又要当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接受时不滥用个人的权利而危害整体的利益。会议主持人虽是规则的执行者负责按程序来运转会议，但同样要受到会议规则的约束，不能凭个人意志对议事过程施加不当的影响。”
有趣的是罗伯特后来主持过许多工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决议绝大部分是全票通过的。虽然罗认为意见是很难统一的所以以大多数通过来表决一般事务.但这个结果说明这个规则的实效——通过真诚的说服与对议事规则的娴熟应用，才可以高度统一众人的意见.
       罗伯特议事规则适用于每个成员可以自由表达意见，拥有相同权重的表决权的协商会议。也就是公民性组织。当然不完全是协商组织的，罗伯特规则大部分也适用。
         没有什么样的规则是最好的，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知道追求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原则和精神正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精华和意义所在。
        我再重复一下，加深大家记忆

                        根本原则：
平衡：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人，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人，从而最终做到保护所有这些人组成的整体的权利。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平衡的不懈追求，才换来了议事规则今天的发展。
这被称为罗伯特规则的核心原则。
如果套用企业核心能力的话，这个正是罗伯特规则的核心能力。也是独特点。保护各种人群包括多数方，少数方，个体，缺席者和整体利益，并经过充分有效的辩论，让各方意见充发表达，考虑从和谐一致到针锋相对，考虑每个成员意见，就大量复杂程度各异的问题达成最大程度的一致，总之在如此之多的要求下最大程度体现一个组织的总体意愿，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目前人们找到的最好方法。
这也回答了我在文中最开头讲的罗伯特规则能赢的最根本原因。

对领袖权力的制约：集体的全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领导者，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领导者，但是同时，集体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使自己仍旧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事务，避免领导者的权力过大，避免领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集体的头上。
多数原则：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总体的意志。
辩论原则：所有决定必须是在经过了充分而且自由的辩论协商之后才能做出。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辩论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甚至一直到这个意志变成总体的意志。
集体的意志自由：在最大程度上保护集体自身，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和平衡集体成员的权利，然后，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
具体原则：
1689年英国议会出现了一本手册叫做《议会》（Lex Parliamentaria），已经开始呈现我们今天的很多原则和规则的端倪。比如：
l 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一旦一个提议被提出来以后，它就是当前唯一可以讨论的议题，必须先把它解决了，或者经表决同意把它先搁置了，然后才能提下一个提议。
l 意见相左的双方应轮流得到发言权：辩论的时候有人请求发言，主席应该先问他持的是哪一方的观点，如果其观点与上一位发言人相反，那么他有优先权（比如有若干人同时要求发言）。
 主席必须请反方表决：必须进行正、反两方分别的表决，缺一不可。不可以正方表决后，发现已经达到表决额度的要求，就认为没有必要再请反对方表决。l
l 反对人身攻击：必须制止脱离议题本身的人身攻击。禁止辱骂或讥讽的语言。
l 辩论必须围绕当前待决议题：如果发言人的言论显得与议题无关，而且其他与会成员已表现出了对此的反感（如嘘声），发言人的发言应该得到制止。
l 拆分议题：如果一个待决议题可以被分成若干小的议题，而且与会成员倾向于就其中小的问题分别讨论，可以提议将议题拆分。例如，将一个选举两个骑士的议题拆分成两个议题分别表决。
 改变一个既成决议比通过一个新决议需要更大的努力。这是为了避免由于类似出席人数的变化这样的因素所可能导致的组织决策的不稳定。l
l 在一届会议期间，一旦会议对某一议题做出了决定，同一个议题，或者本质上的同一个议题，不能再次讨论，除非发生了特殊情况。
l 如果对某个议题做了暂时性的处理（disposed of），并没有形成最终决定，那么不可以引入任何一旦通过就会干扰到会议再对原议题讨论时的立场的提议，无论新提议对原提议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掌握上面的六项原则，我们可以参照罗伯特规则制定出任何适合自己组织的议事规则。
       谈到这个份上，再让我们看看罗伯特议事规则原汁原味的规定是什么。
      （下面是翟明磊的节选，具体讲课时可再精选，如选读争论一章）

  

                     罗伯特议事规则具体规定
　别看会议大大小小，我同意，我反对。是真正公民会议的两个主要声音。好比数码世界中的0与1，再复杂的会议也是由这两声构成。学会表决是公民会议第一步。
                     表决
        表决某动议时,主席首先要问:大家对表决这个问题准备好了没有.?如无人站立或反对。主席称：“赞成刚才宣读的决议案的人请说赞成。”在投了赞成票之后，他说：“持相反意见的人请说反对。然后宣布表决结果：“动议已表决——决议已通过。”多数票足以通过任何决议，但有些决议例外（需要三分之二票数才能通过）如：修正规则，停止规则。通过特殊议程。将一个问题从他合适的次序中取出。反对考虑某问题。放松辩论限制。结束或限制辩论。以前的问题。
        需要提醒的是如章程等重要组织规则，需要逐条表决，首先是一条条宣读，问询是否有修正意见。直至最后一条，然后主席说：“全部章程已宣读，现在可以修订”任何人可以提出章程任何部分的修正动议。然后再表决章程。

          主持权是会议的重要权利，主席必须不偏不倚地主持会议，会议的理性，主席是关键，每个与会者，尊重主席，也是遵守规则。
                  主席
      如果是临时集会，由大会某会员首先站起来说：“请大家开会，我提议A先生担任本次集会的主席。”另外一个人说：“我附议。”即可交付表决。大多数票赞成，即通过主席人选。会议交由主席主持，如果提议失败，提议会员宣布事实，请大家提名其它人担任主席，直到选出主席。
         主席或会长，召集与主持会议，宣布议程维持秩序与礼节，并决定一切次序问题。在“将问题交付表决以及在针对一项申诉发言时，他应当起立，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坐着。当一名会员起立发言时，发言人首先应当说：“主席先生。”主席应当回答“A先生。”然后A再发言。发言人只要合乎次序，主席不应打断他。
          如二名或多名会员同时起立，主席必须决定谁有发言权，方法是点出发言人名字“B先生”原则如下：一般是第一个提出的先发言。如果是动议的提出人，并未曾发过言，虽不是第一人，主席须请他先发言。在会议讨论同一个问题，只要另一未对该问题发言的人要求发言，发过一次言的会员没有资格再发言。如果是正反论辩双方，正方发言完，必须是反方发言。反之亦是，给双方平等机会。
        认为主席主持不符合规则时，会员可提出申诉，主席讲明理由，并由会议表决。
        主席不能自称我，而始终称以主席称自己。
         如果一名会员因无知提出一项不恰当的动议，主席应礼貌地提示适当的动议。主席永远不要因为你对事情知道得比正在发言的会员多而打断他。永远不要激动。永远不要不公正地对待制造麻烦最多的会员，也不要利用他对会议规则的无知。开好会议需要严格，但不能过分，要使用你的判断力。……
      （我要说一下，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的议会秩序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议长也就是主席的立场问题，中国人摆脱不了主席是官位的想法，安排的议长往往是当权者的代言人，甚至全体决议未出，就代表议会发言，议长做不到中立，议员当然反对，于是会场就混乱了。这也是我前面读的武夫当国中武打场面出现的原因。）
        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必须中立，不能参与辩论，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灵活的地方，作为组织成员，主席发现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或议题会造成严重后果时，他可以站出来提醒，但这时他必须退出主席位将主席权交副主席，结束论述后才可回主席位。当然这种情况也不可多用，否则成员们会认定主席是有观点的。

      动议是会员最常用的方法。他可以使每个会员在会议中自由正式发表见解并争取多数人认同，成为会议决定。动议不是私下或不经思考的胡言乱语。他要求会员的理性与良好思考。但你有你的自由，别人也有限制你的自由。附属动议可限制不合理或不受欢迎的动议，反击利益相反方，提高会议效率。
      动议
     希望向会议提出讨论事项的任何会员，除非它很简单，否则都应写成一项动议的形式。例如：“决议，本次大会对本社区的公民的衷心欢迎与慷慨接待，表示感谢。”提动议的会员只要发言“我动议通过下列协议”并宣读决议交给主席，只要另有一人附议，主席说：“已有动议和附议要求通过下列决议案。”然后进入讨论与表决。
    当一项动议已被主席承认待决时，如果不撤回，必须用表决处理。
       动议的攻与守
    提出动议后，别的会员对这个动议也可提出附属动议或次生动议即应用于其它动议的动议，以压制，拖延或反对此项动议，常用附属动议有：“动议将此问题搁置桌上”：它使会议不考虑某个问题。这个动议不可辩论，而且多数票即可通过。当要再次考虑这个问题时，提出一项动议，或“从桌上拾起这个问题。”
   “以前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名词，在效果上等同于“现在停止辩论，会议立即对待决问题进行表决。”这主要用来压制辩论，当会议讨论到一个可辩论的问题，只需有一人要求“以前的问题。”即意味着：“现在是否表决主要问题？”主席应立即将问题提请表决。如有三分之二通过，一切辩论立即停止。
   “推迟到某一时间。”如果通过，在此时间之前，除非有三分之二通过，否则不能讨论。
      “反对考虑一个问题。”获三分之二通过，这个问题立即被抛弃，而且在本次会议不能再提出。不需要附议，但必须在辩论开始前提出。
   其它还有“无限期推迟。”     “提交委员会”。     “修正。”       “重新考虑”等。
   这均可成为各方从自己利益考虑针对反对方的手段，从而使意见纷争走上合法的途径。

       如何防止使辩论变成争吵与无休止地争论或意气用事，人身攻击？
          辩论
       所有辩论必须限于会议正在讨论的问题，避免涉及一切个人因素和牵涉任何个人动机。可以通过规则限制任何人对同一问题的发言次数。以及每次发言允许的时间。在普通会议上，任何会员对同一问题发言不能超过二次。每次发言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有三分之二票同意，可以允许一位会员发言次数多些或发言时间长些。在任何想发言的会员都已发言之前，任何会员不能对一个问题做第二次发言。
        辩论变成意气用事，往往是因为辩论双方无休止地多次重复自己的观点使情绪升级，变成不理性。因此规定每一方同一问题表述的次数，时间就可解决。。主席有权利必要时可驱逐人身攻击的会员。
提到另一名会员时，尽可能避免直呼姓名，而称“刚才最后发言的会员”不允许指责别的发言者的动机，但可以用强烈的语言遣责别人议案的后果与危害。
例如辩论中绝对不可以说另一方是在说假话，而要说：“我相信我们充分证据表明，这位成员被误导了。”主席要听到辩论一方说对方是骗子，撒谎，欺诈，就有权果断制止而避免情况恶化。
发言时面向主席，而不是辩论对手。不得直接与辩论对手直接交锋。而应说：主席，我的观点是……。
失礼的语言将被秘书记下，并读出要求会员确认，如不承认，会议可用表决方式确认此君是否说了无礼的话。如果会员不愿意提出使用那些语言的理由而且拒绝适当的道歉，会议可采取行动（严重时可驱赶这个家伙）。辩论，主席讲话，表决时，任何会员禁止耳语，或在会场中穿行或做任何扰乱会场秩序的活动。
    只要有任何会员想要发言，主席不能结束辩论。
       当主席认为辩论结束时，他再问：“大家都准备好表决此问题吗？”如无人起立，主席再次陈述问题即可表决。除非赞成票与反对票已投过，否则在此之前，会员都可以重开辩论。
         普通团体中，和谐关系相当重要，因此也可针对某问题提出切断或限制辩论的动议，但应要求三分之二通过。
       如何准时准确地开会？
              议程
         对当天议程，普通惯例是会议通过一项当天议程，并规定考虑每个问题的时间。当规定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间到，主席应即宣布，如无人反对，大会即将讨论的问题交付表决并陈述将要讨论的下一问题。如有人反对，则大家表决。
     特殊议程则可以不顾所有需在规定时间考虑他的一切会议规则。 特殊议程提出，需经三分之二通过。

                             罗伯特规则在中国
   其实啊，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并不陌生。
         孙中山亲自翻译参考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写出《民权初步》。胡适说，孙中山的《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远胜过《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然而，却被人们忽略了。　1916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文中恳切而言：“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因此，孙中山将议事之学当作民主政治的入门课程，亲笔撰写此书，向国民传授民主议事的规则技术。
        当时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因此禁绝人民集会，禁绝言论自由二百六十多年，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人不会集会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天生散沙。有感于民国五年就被袁大头改成帝制的悲剧，他决定首先从教会百姓开会行民权开始。
      “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然则何为而可？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姆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今天，我们读他的话就象在现场一样，历史又是一个循环，这五十年，人民的结社言论自由又有哪一天真正实行过呢？虽然没有人敢做皇帝，但那位毛比任何皇帝都威风，直到现在，什么宣扬威权主义，开明专制的论调从没有停止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也有“一事一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事不对人”等良好的提法，但是这个最多是我们道德的内化要求，不是有句话话吗：“做人要厚道。”只是你厚道，别人不厚道，事就没法议，会就没法开，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好的就是把中国人传统的原则化成了可操作的细目，所以他不是西餐，因为地分南北，人性不分东西。
       有一位朋友说：中国人不是不会开会，而是根本不想开好会，因为会要开好，有些人阴谋诡机，拉帮结派，黑白颠倒就失去了机会。后一半我同意，前一半我不同意，一方面的确有的组织者就是要用会议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如果大家都会开会，都懂程序，又如何会让他得逞呢？
　　现在有人说，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将是中国成年人的“希望工程”。我看有点道理。只要是不是真心想搞一言堂，牢牢抓权的领导，都可以想一想在自己的企业组织来推行罗伯特议事规则。至于平等的公民团体会议，则非尊守上述的原则是开不好会的。
       现在阿拉善协会和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开始了这个尝试。作为公民教员，我也向大家推介：不爱吵架的人们都可以试试。

                                           民主始建于议事规则上
        前面讲到民国初期时的议会怪事,现在讲几个相反的案例。  

       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也就是议长，当记者问她“你高居议会之颠是什么感受？”她回答：“有口难言。”记者又问她：“你解决争议的原则是什么？”她回答：“议事规则”她说：“凡是符合议会规则的，必须让他说下去。凡违反议事规则的就要阻止，我的职责就是让会议顺利进行。”
        范徐丽泰的遵守规则保证了香港的民主进程的正常进行。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六年后的制宪会议上制定,美国的各路精英在这个会议上有严重分歧,也有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达成了宪法成果,其中的关键正是议事规则,大会在第二天专门制定议事规则,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高效与出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元勋华盛顿做为会议主席，只做了三个简短发言，一个是宣布开始，一个宣布结束，一个是提出一个附议。他对规则的重视保证了制宪会议各抒已见，又最终达至妥协。
       相反，差不多同时期，中国清政府是如何开会的。简单地说是奴才会议，官位高的先说，别人只有赞同的份。
    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他与中国清朝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以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爱国的人常爱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变法相比较，人们常思考为什么日本人能迅速建立议会政治，而中国出现曹锟贿选的怪事，于是动不动说中国人国民性有问题。其实他们没有了解的是其实在1892年，甲午海战前二年，日本历史上第二次议会选举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贿选，起因是民党，也就是在野党与执政党的严重冲突导致议会一窝蜂的混乱，最后解散议会，之后的大选，政府直接贿选。比中国更厉害的是日本政府大开杀戒，甚至警察都不够用，动用了军队。选举当日，全国被杀二十五人，负伤388人。这时日本的制宪之父伊藤博文起了关键的作用，首先他辞去枢密院议长之职，以示抗议，并促成内阁反思，并在此后导致内阁倒台。
        伊藤博文在日本民主社会转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伊藤博文性格机敏温和，不喜战争，常被政客称为胆小鬼，早年因主动在英军与藩长间劝和被称为卖国贼。他辞去总理之职后担任议长，他的主持使日本摇摇摆摆走上民主轨道。在他死后，日本进入了大正朝的民主黄金时代。
            他在主持贵族院议长时重视议事规则，与学者平等争论协商。而议员们也是千方百计在议事规则上找破绽，进行议会活动，使日本议会在规则中运行。
         金子坚太郎（日本宪法与议会学者专家，制宪的重要人物）生动地记下了当时伊藤主持会议时的常景：
         “贵族院有许多厉害的角色，其中……五位将军尤为杰出。所以遇着便要和议长争吵。由于议长的宣告带有很强制的性质，所以议员方面也研究种种议事规则，总想寻找伊藤公的破绽，想在许多新闻记者和旁听者面前给他一番挫折，因此提出各种困难的问题来。于是伊藤公回头向我坦然问道：
         “金子！这怎么办才好？”
           我赶紧将答辩要点记在纸条上递给他，他便毫不介意地将它朗读出来。某日，议员发难：“议长，刚才议长说的是书记官长的意见，我是要听伊藤议长的答辩的，不是要听书记官长的答辩。”
          伊藤公答道
          “因为议长很不熟悉议事，如果不征询曾巡回欧美而专门研究回来的书记官长的意见便不能执行职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伊藤博文虚怀若谷，从容放松的议事风格使日本从民主险境中解脱出来。反观中国，在民主转型期的关键人物，袁世凯，此人应当是有才干与现代意识的政治人物，可惜多次用的是破坏规则的方法，例如制造兵变来回应孙中山叫他去南京上任总统的要求。这开了个依靠武力的头，而宋教仁案后，孙中山又打破规则，不寻求议会解决，反而武装起义，变成叛国，导致袁世凯可以合法地在议会清党。
         除了关键政治人物对规则遵重的差别，中日在民主轨道的不同，文化素质也是重要原因，日本传统文化中对规则的尊重是惊人的，如每个高级武士必学的茶道，对规则程序是充满了宗教式的信奉，这团结了民族的向心力。相反中国的江湖游民文化是不讲规则。而日本的武士文化有中国春秋的侠义精神，但与游民文化有质的不同。这些都要细细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1882年天皇命令伊藤博文考察西方宪政时，天皇本人仔仔细细明列了要考察的二十九条，其中“议事规则”是单独的一条，列在第十四。八年后1890年日本就进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相当成功。虽然有第二次议会选举的流血悲剧，但在杰出政治家的护航下，和平解决。
        议会走上正轨二年后，伊藤与在野自由党达成共识，日本国内已是一片和谐，团结。议会的团结使伊藤组织了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元勋内阁。国力大增，寻求扩张。这时爆发了甲午海战，1894年中国被一个弹丸小国打败，北洋海军全军被歼灭。
        你能小看议事规则的作用吗？

 

附:农村的顺口溜.(翟明磊作)
                  有口难言，主持中立
                   要算本事，得是动议
                   举手发言，一事一议
                   面对主持，免得生气
                   定时立次，提高效率
                   立马打断，不许跑题
                   主持叫停，得要服气
                   正反轮流，皆大欢喜
                   首先表态，再说道理
                   就事论事，不能攻击
                   话都说完，才能决议
                    正反算数，弃权没戏
                   多数通过，平局没过
           罗伯青菜，开会顺利。

附农村版罗伯特规则十三条

第一条：会议主持人，专门负责宣布开会制度，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执行程序。
                 但主持人在主持期不得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
第二条：会议讨论的内容应当是一个明确的动议：“动议，动议，就是行动的建议！”动议必须是       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行动建议。
第三条：发言前要举手，谁先举手谁优先，但要得到主持人允许后才可以发言，发言要起立，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
第四条：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的发言。
第五条：每人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二分钟，对同一动议发言每人不超过二次，或者大家可以现场规定。
第六条：讨论问题不能跑题，主持人应该打断跑题发言。
第七条：主持人打断违规发言的人，被打断的人应当中止发言。
第八条：主持人应尽可能让意见相反的双方轮流得到发言机会，以保持平衡。

第九条：发言人应该首先表明赞成或反对，然后说理由。
第十条：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
第十一条：只有主持人可以提请表决，只能等到发言次数都已用尽。
                    或者没有人再想再发言了，才能提请表决。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
第十二条：主持人应该先请赞成方举手，再请反对方举手。但不要请弃权方举手。
第十三条：当赞成方多于反对方，动议通过。平局都于没过。
议事规则的历史
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仿效日耳曼部落的习俗，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定期开村民会议，为村落制定规则，维持公正。村民会议再选择代表去参加“百人会议”，管辖更大的区域，处理仲裁村落间争议。再往上一级，就是部族会议。部族会议掌管部落的军队。部族是稳定的政治单元。
7世纪，英格兰有郡会议，王国会议。国王权威需要得到王国会议的认可，王国会议在王位传袭事务中施加影响。
10世纪，王国会议变成大议事会。
1275年，平民议员出现。1340年出现上议院，下议院。
16至17世纪,英国议会已形成了一套议事规则:一次一议,正反轮流发言,正反分别表决,禁止人身攻击。1619年乔治.皮特写《议会》。
美国殖民地移植了英国议事规则。独立宣言与第一部宪法，这是在这些规则下通过的。
1801年杰斐逊写了《议会规则手册》。
1845年库欣写了《库欣手册》。
此时各州议事规则均不同，争议较大。
1876年罗伯特写了《通用议事规则》。至今发行五百万册。
1917年孙中山写《民权初步》。

枫丹白露的大象

   本着先远后进，先外围后城内的做法，我在巴黎的第三天和第四天（周六和周日），分别去了枫丹白露和凡尔赛，两个地方都是奢华的宫殿，一个是拿破仑最爱的行宫，也是他退位遗恨的地方，一个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爱宫。

   枫丹白露，Fountainblea，如果照直翻译，是蓝色的泉水，但不知道谁给它翻成了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还有香榭丽舍也是一样。老派的翻译家真是有一套，最近看了几篇新翻译出来的作品，真是失望透顶，正如王小波说的，中国老一辈最有才华的文学家都去做翻译了，所以没有人写出好作品来。至于现在的，翻译水平也没有了，都不知道在干吗。话说回来，小时候在鼓楼广场附近有一家枫丹白露的茶馆，因为我家在栖霞山旁边，对这个沾了秋露的枫叶有点特别的感情，所以对这个词汇特别有印象。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座皇宫在一片静谧的森林之中，这里有一口泉眼，一年四季可以流出纯净的泉水来，故而得名。围绕着皇宫有一座同名的小镇，这里的守护神是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她法国的名字叫做狄安娜，同时也是某一个伟大的法国国王的情妇之名，从而为她献媚的艺术家们纷纷以狩猎女神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于是后来到凡尔赛，到卢浮宫和其他地方，发现有这么多关于狩猎女神的画和雕塑，就不觉为奇了。

 

   我到枫丹白露镇的时候，才是上午8点多，天还没有大亮，皇宫也还没有开门，于是我就信步向前，先去著名的欧洲国际商学院INSEAD欧洲总部（正好在不远处）参观了一下。这个地方环境自然很好，最有趣的是几乎完全不设防，我随意在里面的教室，自习室，办公室，健身房和咖啡厅乱窜，几乎没有碰到人，就算碰到个别几个，也根本没有想跟我说话的意思。所以我自如的拍了几张照片，拿了几张宣传材料，自己动手在咖啡机上打了一杯咖啡，在某个终端上上了一会儿网，上了躺洗手间，就从容地走回了枫丹白露宫。现在外面已经一篇颓唐的庭院里看了一看，眼看着下起小雨来，我就赶紧躲进了市内。

   写《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的李毅说，重建罗马帝国，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最高理想。可惜到直到18世纪，西方世无英雄。西方红，太阳落，法国出了一个拿破仑。这位大英雄登基之后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枫丹白露，王宫里随处可见的是他的痕迹，包括古老的盘旋楼梯，肃穆的走廊，简洁的妆饰，以及盛大的《拿破仑为约瑟芬加冕》壁画（当然，真品在卢浮宫），还有拿破仑用过的特制的办公桌，澡盆，床和椅子，这一切都有一个符合他的特点，短小精悍，显然是为他贴身制作的。顺便说一句，到巴黎来之后，觉得跟在德国相比，自己的海拔相对变高了。同时这里也是他签署退位宣言和向激动的士兵发表告别演讲的地方，而他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里。

      这一切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只是看风景，枫丹白露冬天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大约夏秋都会美妙异常，但若要我写写推荐，其实有两个看点，一是中国厅里的国宝，那些是从圆明园里抢来的东西；国宝这种东西，我以为像我这种肉眼凡胎之徒，看了也是看不懂的，但偏偏应该看一眼，于是在我其他已经完全参观完毕之后，又足足等了1个小时来等中国厅开放，开馆之后，也只有我一个走了进去。与其说这是一个博物馆，不如说这是一个东方风格沙龙，这也确实是这些这间房间当年的作用，门口放着皇帝的行辕，市内的墙上却挂着法国皇后或贵妇的油画，内室里有密宗的佛像，龙形的香炉以及琳琅满目的瓷器和雕塑。我找一把椅子，也不管是谁坐的就坐下来，细细回想那本从朴素的妇女之友那里掳走的《鸦片战争》，想想当年两个文明的对话是如何开始的。对于清朝大臣来说，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公约，咱们大清朝自然是不屑这玩意的，斩你们个把传教的妖孽算的上什么打紧，即便是把俘虏拿来虐待一二，也是应该的。对于英国指挥官来说，以震慑为名焚烧圆明园和把两广总督被送到印度当野兽展览，自然也是天经地义不需理论的正义之事。至于咱们老佛爷喜欢的东西，被挪到这万里之遥的法兰西让另一个老婊子作为娱乐之用，对于两国人民来说，实际本都无所谓。比起愤青们所谓夺回赃物的呐喊，我到宁愿这些历史的记号就放在这里吧。放在自己家里的东西，人们总不珍惜，一贯如此。

   另一个看点是拿破仑三世藏书大厅——狄安娜走廊前的一个装饰物。我实在是到现在都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我的导游手册和解说器都告诉我，这里从某某年开始就放着一个地球仪，做工精美考究。可我想除非我是瞎了，不然不会看不见地球仪的。放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个青铜的雕塑，如果不是我眼拙，那么这就应该是一尊大象的雕塑，只不过，它是用鼻子倒立的.... 对于法国人的奇思妙想和对奇思妙想的耐受力，我也算有了一些体会，如果我知道明天会在凡尔赛看见杰夫.昆斯的作品展，我或许当时就不会这么惊讶了。我猜想这一定是个现代艺术作品，我知道兴建这个皇宫的那个法国国王把自己比作大象，同时大象在法国是皇权和力量的象征，用鼻子倒立的意向，或许是某种反讽与消解，放在书房，难道是说统治者都是不读书就知道拿大顶的傻x吗？也许吧，不过具体是啥，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今天就写到这里，为了督促自己写完，先把以下的章节预先写出，免得自己拖拉。

凡尔赛的气球狗

卢浮宫里的流浪汉

莫奈一日

跳蚤市场与齐白石的画

那不勒斯的吟唱者

吃在巴黎

 

 

正如昏暗的天气，我在巴黎的第一天是在昏睡中度过的。晚上考虑计划的时候，查了查未来的天气，发现不是多云就是阴雨，对于我这样一个走路的狂徒，实在是无法感到高兴。

按照我的旅游习惯，到一个地方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把主要街道都走一遍，不求细看，但务求有个整体观感。著名景点和地标，最好都要经过，但不一定要进去参观，而对于那些不见于游览指南的别致地方，到是可以驻足一二。

所以，我设计的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坐车到凯旋门，从凯旋门出发，沿香榭丽舍大街一路往东，经过戴高乐将军像，大小皇宫，协和广场，在卢浮宫走北面那条路一路走到原来的巴士底狱，在附近的一家据说不错的法国餐馆用餐；然后坐车到巴黎圣母院，然后沿塞纳南岸边经过荣军院，奥赛博物馆，然后向南折向卢森堡宫，最后来到埃菲尔铁塔。如果出太阳的话，可以登塔看看日落，然后结束一天的旅程，坐车回住处。从google earth上计算的直线路程大约是15公里，根据我在上海从淮海路西段走到东方明珠又走回去的经历来看，这一计划并不难以完成。于是我就钻进睡袋了，可能是下午睡了一下午的缘故，一直跟老普聊到了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和老普8点15一同出发，出门的时候还是影沉沉的。到了车站，买了一个天票，然后老普坐上相反的方向去上班了，我过到站台另一侧，等到车来，结果发现人太多，以至于我竟然根本挤不上去。于是我悻悻地找了个座位坐下，又等了20分钟，才有车来。之后到了Saint Lazare，又换来几班车，等我到达戴高乐广场车站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

当我从地铁站里出来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缕美妙的阳光，和一阵清新的空气，我头上的天空蔚蓝而纯净，飘着几朵白云，有一道飞机飞过留下的白色飘带。 凯旋门就在我的前方。欧盟的星旗和法国的三色旗迎风飘扬。

 

我绕着这个星形的广场走了一圈，兴致勃勃地拍了几张风景，带着我一贯的恶趣味偷拍了一段法国交警指挥交通的视频和一张法国老太太闯红灯的照片，走回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入口，开始了我的徒步行程。

香榭丽舍这个名字听了很久了，可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了解，在我心中的脚本中，我一直觉得它应该是一副印象派的画。我盼望看见步行街上的行道树，树荫下的露天咖啡馆，树叶缝隙中淌下的阳光，斑驳在熙攘的人群身上。

然而或许是冬天的缘故吧，香榭丽舍大街不如我想象般美妙。它就像是一个热闹的长安街或淮海路，或是一个通车的王府井或南京路，不过那些古老而洋溢着现代感的建筑仍然让人兴味无穷。我怀着一个无聊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冠有的心情走进了路易威登，结果在门口被一位西服笔挺，精力十足的保卫拦住要求开包检查，我迅速回过神来，想起昨天在巴黎春天发现了恐怖分子放置的炸弹，虽然没有保障，但足以让各大景点如临大敌。配合完他的工作之后，我认真地检阅了路易威登最新和最经典的产品，以及欣赏了众多顾客的面部表情（有一半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后，我感到实在太热，就离开了这个有趣的地方。

之后我继续向前，在看了迪斯尼和一家圣诞市场之后，很快就来到了戴高乐像前。他迈着有利的步伐，向前。这让我立刻想起了这个骄傲而执拗的将军，这个在国土沦丧后也不忘在电台中继续战斗的都是，这个因为顽固被盟军用白痴作为暗号指代的对象，他并非完美的领袖，但他身上有一个伟大民族收到创伤后所爆发出的力量。  

走到这里，我就不想按照原来的路线前进了，因为在我的南边，我看到了一片广阔的蓝天，一座雄伟的大桥和一座辉煌的王宫。

那边应该是塞纳河吧。我终于兴奋起来，迈开大步向南穿过了大小王宫-----这是为了1900世博会而修建的展厅---我走上横跨塞纳河的亚历山大大桥，顺着手持三叉戟的水神的视线，埃菲尔铁塔就在天际显现出来了。大约是看出了我脸上的兴奋，一位路过的法国姑娘主动问我是不是要拍照片，我欣然同意，于是留下了这天唯一的一张有自己的照片。就在我拍照的时候，在我南方的天空上，云层开始翻腾，似乎是在责怪我没有注意桥南这座辉煌的荣军院，这是拿破仑为退伍军人而修的大殿，是纪念馆也是博物馆，拿破仑的墓地就在之后。跟中华帝王相比，欧罗巴几乎无人可称英雄，拿破仑可能算是唯一一个，且等我来日再看瞻仰吧。

一路随性而走，发现此时已经到了中午，计划中我应该已经在巴士底附近吃饭，而不是在这里缅怀法国的英豪。于是我加快了脚步，从协和大桥穿回北岸，在协和广场研究了方尖碑上铭刻的建筑过程，穿过了美妙之轮，在卢浮宫前稍作停顿，吃掉了携带的饼干，考虑了一下索性放弃了之前的计划，一路向北，很快就来到了巴黎国家歌剧院。

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点走不动了，也难怪，一路上虽然东逛西逛，但几乎没有停过步，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于是我找了附近的一个地铁站。一路坐到Republique这一站，出来看了看法国的自由女神，在脑海里对比了一下这与她纽约的姐妹有什么不同，得出的结论是，法国人还是把漂亮的东西留在了自己的国家，把大而笨重的东西送去了美利坚。

随后我继续坐车，来到了巴黎圣母院，绕其一周之后，在南岸的一家咖啡厅找到一个面对圣母院的座位坐下。巴黎的咖啡厅似乎是举世闻名的，置身于其间，手捧一杯咖啡，对着眼前的美景，我也似乎体会到某种从容闲适之情，于是突然心头一动，拿起中性笔，用生疏的手法画了一副涂鸦之作。

喝完一杯咖啡之后，顿时又觉得精神焕发，起身沿着塞纳河左岸一路向西，岸边有很多小摊贩，卖着各种纪念品，我一向是对于这些玩意缺乏兴趣，然而我的眼睛突然被其中一副照片吸引，它是如此的美丽，一下击中了我的心灵。这是一对在大街上拥吻的情侣，他们可能是在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外，他们是如此投入如此忘情，以至于周围发生什么都无关紧要。拍摄的时机是如此恰到好处，情侣的姿态和背景的模糊都那么动人。

我凝视着这张照片，这时太阳已经西沉，右岸的建筑还在一片金光的照耀下，而左岸已经有了夜的朦胧。我的周围，行人穿梭如织。

我确实是在巴黎了。这一刻，我这么感觉到。